经由对宪法的解释而获得的教义学命题能够发挥至关重要的稳定和控制功能，它既能够为学术的讨论构建必要的平台，也能够发挥控制宪法实践的功能。
刑法第243条规定了诬告陷害罪，并规定：不是有意诬陷，而是错告，或者检举失实的，不适用前两款的规定。批评性的言论就是这样的言论。
由于这些原因，诽谤罪的现实运作妨碍了批评权利发挥其应有的宪法价值。宪法（第135条）、刑事诉讼法（第7条）等法律还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不应仅仅化约为普通公民的选举权。何以如此？考察诽谤罪的公诉实践，可以归纳出以下几个原因。从语法逻辑来看，但书是针对第二组权利而言的。
（三）因侮辱、诽谤行为给国家利益造成严重危害的其他情形。在刑事法理上，刑事诽谤与民事侵权的界限问题涉及到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但不能忽视这样的情况，行政规章、规定相对于上位规范远不是要么符合、要么不符合的简单关系，在合法与违法之间有着极其复杂的中间地带，很多情况下是难以作出简单的认定的，这其实就是强调行政规章、规定必须广泛征求意见、取得各方共识的原因。
如果人民法院无原则地对抽象行政行为一味维持，则其结果不但达不到从根本上监督行政机关的目的，反而会为虎作伥，这绝不是人们所希望看到的结果。四、结论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由人民法院进行司法审查，面临巨大的体制与制度障碍，且由此而产生的相关问题极为复杂，是人民法院无法驾驭的。当时，尽管在理论上对各级规范的效力应当如何确定、发生冲突后的效力安排有所研究，《行政诉讼法》第53条第2款对此也有原则性规定，但法律上并没有对此作出明确、系统的规定，人民法院在进行适用力审查时，面临没有法律根据的问题。人民法院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后认定其违法，否决行政规章、规定的效力，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产生的影响是十分复杂的。
三、对具体行政行为适用规范进行审查人们主张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范围的一个重要理由是，抽象行政行为往往是具体行政行为的依据，违法的抽象行政行为是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根源，不解决抽象行政行为的违法问题，就难以解决从根本上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问题。有些原因在体制没有大的变动的情况下，是没有办法从根本上解决的。
【注释】[1]《北大行政法学专家：行政规章应纳入行政诉讼的审查范围》，来源: http://roll. sohu. com120120223/n335605188. shtml,2012年2月25日访问。有些原因在人民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审查中同样存在，但是，在存在着基本相同的制约因素，对行政规章、规定进行监督、审查的其他制度基本没有发挥作用，而行政诉讼制度对具体行政行为的监督、审查却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另一方面，法定的行政机关对行政规章、规定也有权审查、撤销，《宪法》第89条、108条和《立法法》第88条作出了规定。但是，自2000年《立法法》颁布实施后，这一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如果不赔，则难逃公平性的质疑，尽管可以以公平必须通过合法途径实现的理由加以解释，但公民基于切身利益的考虑，接受这种解释的可能性有多大，是值得认真思考的。这是对《行政复议法》一并申请规定的复制。在人民政府的工作部门依据本级政府的规章或者规定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附带诉似乎不存在问题。有审查机制体制方面的，也有来自于体制以外的。
国务院在2001年12月14日也发布《法规规章备案条例》就规章审查的程序等做了具体规定。但是，情况远没有那样简单，还有至少三个方面的复杂情况需要面对。
[6]人民政府对规章、规定的审查行为，至少应当包括两类行为：第一类是有法定职责的人民政府不履行法定职责，拒绝对规章、规定进行审查的行为，包括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要求有权的人民政府审查规章、规定，人民政府拒绝审查的行为和有权的人民政府在受理申请后，在法定的或者合理的期限里，没有做出审查结论的。《立法法》第5章适用与备案完整、系统地规定了各级法律规范的效力以及冲突适用的原则，这是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必须遵守的，也完全可以作为人民法院行政诉讼中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规范适用审查的依据。
在上述情况中，如果要实行附带诉，那么受理对具体行政行为起诉的人民法院就要一并受理，并对上级政府、上级业务主管部门的规章、规定甚至国务院的规定作出是否合法有效的审查。一方面，各级人大对行政规章、规定有权进行审查、撤销，对此，《宪法》第104条、《监督法》第30条和《立法法》第88条都作出了具体和明确的规定。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行政诉讼是由与具体行政行为存在直接或者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通过起诉启动的，而人民法院又不能拒绝履行法律规定的审判权，这样，就使得对具体行政行为的监督、审查有了有效的、简便的启动机制，而法律对人民法院监督、审查的程序和规则又有着较为具体的规定。毋庸讳言，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宪法所确立的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原则没有真正得到充分、有效的贯彻。笔者完全认同这样的主张：加强对行政规章、规定的审查、监督，促进依法行政，维护法律秩序。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之后，滥诉将会成为一个问题。
在现在所看到的各种建议稿中，起草者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附带诉的办法，试图解决诉权归属以及滥诉的问题，即在对依据抽象行政行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起诉时，对所依据的抽象行政行为一并起诉。继《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先后进入修改程序后，《行政诉讼法》的修改也已被提上议事日程。
这是从国家监督制度的角度安排的。邹荣，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
这涉及《人民法院组织法》的修改。进入专题： 行政规范 司法审查 。
这一做法就是被不少修改《行政诉讼法》的建议稿所复制的附带诉的蓝本。很多学者主张提高人民法院的审级，这或许对解决行政诉讼中的其他问题有所裨益，但对解决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问题却不可能有任何帮助，除非由最高人民法院管辖行政案件。人民法院长期以来难以摆脱对行政审判活动的干扰，决定性的原因就是体制问题，这已经是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共识。人民法院应当依据被告提交的事实根据和规范性文件来审查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其中一个必经的审查环节是：具体行政行为适用法律、法规、规章是否正确。
另外，几乎没有人主张对行政法规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因此这里不讨论附带对行政法规进行起诉的问题。基于司法判决效力的原理，被司法审查否决效力的行政规章、规定，对任何人都不再有拘束力。
从这些规定来看，对行政规章的审查程序是完整、具体的，但对行政规定，除了《行政复议法》的规定外，还没有具体的审查程序的规定，因此要敦促有关机关尽快制定行政规定审查程序和具体办法，以落实《行政复议法》的规定。有权对行政规章进行监督的主要是各级人大、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第三，地方人民政府的工作部门依据的是上级人民政府的业务主管部门甚至是国务院工作部门的意见。客观地说，《行政诉讼法》实施的最初十年，人民法院进行规范的适用审查还存在一些困难。
[6]唯独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和规定等没有被纳入到这个监督体系中，但多数学者并不建议将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和规定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如果无效，就应当返还，这有多少现实可能？第三，此前因被撤销的、违法的行政规章、规定的限制而不能实现权利或者实施某种行为而形成损失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不能申请国家赔偿？由此可以看出，法院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审查后作出的判决，其影响十分复杂，将会面对不同利益主体的不同的主张和诉求，构成巨大的社会压力，必然造成人民法院的畏难、犹疑，裁判效果难以预期。第二，行政规章、规定往往涉及多方的权利义务，行政规章、规定被撤销后，对义务人造成的影响已经十分复杂，对权利人造成的影响也同样复杂：他们所获得的利益是不是依然有效，如果有效，则实际是保护了不合法的利益。二、对政府履行行政规章、规定审查监督法定职责进行监督（一）行政规章、规定审查监督的基本构架宪法和有关法律已经明确了对行政规章、规定进行审查、撤销的主体和权限。
行政机关实施的具体行政行为，很多是依据行政规章或者行政规定作出的。按照这些制度安排，可以说对任何一个行政机关的抽象行政行为都有相应的人民政府进行审查、监督，不会产生遗漏，只要有权的人民政府认真履行法定职责，所有的抽象行政行为都可以受到审查和监督。
[2]二是全面纳入论，即将行政规章和行政规定都纳入行政诉讼，至于行政法规的审查，已有《立法法》确立的备案审查制度和法律规范的冲突解决机制来予以解决，在当前中国的政治和法律体制之下，不宜通过司法审查的方式进行。有关法律已经对如何启动对行政规章、规定的审查程序做了安排。
还有一种方案，人民法院只受理对辖区内对应的本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行政规章或者行政规定的起诉，似乎能够解决问题，但实际上也行不通。第二类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人民政府做出的关于规章、规定的审查结论不服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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